查尔斯·达尔文用他的《物种起源》为生命的多姿多彩提供了一种解释：是演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这个星球上缤纷的生命。然而自诞生的那一天起，达尔文自然选择和演化的理论就引发过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人类语言能力的演化不能用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来解释。诺姆·乔姆斯基，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以及斯蒂芬·杰·古尔德，世界上最著名的演化理论家，就曾一再表示语言可能不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丹尼特基于科学事实和缜密的逻辑论证提出，演化是一个机械的算法过程，这种算法过程不仅决定了羚羊的速度、老鹰的翅膀和兰花的形状，也同样决定了心灵、意义、道德等概念。丹尼特把对演化和自然选择的论述从生物学领域拓展到了文化、语言、社会等生物学以外的其他领域，把对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本文节选自《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第十三章。

　　人们可能会认为，乔姆斯基只要把他那颇具争议的、关于语言器官的理论建立在演化论的稳固基础之上，那就万事大吉了，况且他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也暗示过某种这样的联系。但他在更多的时候对此持怀疑态度。

　　一边是一批认知科学家，他们有的通过人工智能进入该领域，有的则是通过研究解决问题的行为和形成概念的行为，另一边是通过关注语言问题进入该领域的人，双方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当语言过程作为一种人类能力的独特性得到强调的时候—乔姆斯基就是这么做的……，这种隔阂就会加剧。

　　1956年9月11日，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for Radio Engineers）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三篇论文。

　　其中一篇是艾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的《逻辑理论机》（NewellandSimon,1956）。二人在文中首次展示了一台计算机如何能够证明重要的逻辑定理。他们谈到的这台“机器”是他们后来的“通用问题解决器”（GeneralProblem Solver）（Newell and Simon,1963）的父亲（或祖父），也是计算机语言Lisp（表处理语言）的原型，而Lisp对于人工智能的意义大致就像DNA代码对于遗传学的意义。若要角逐“人工智能界亚当”的美名，逻辑理论机足以同阿尔特·塞缪尔的跳棋程序匹敌。

　　第二篇论文是心理学家乔治·A.米勒的《一个神奇的数字：7±2》，这篇论文后来成为开创了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论文之一（Miller, 1956）。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是一名27岁的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名叫诺姆·乔姆斯基，论文的题目是《语言描写的三种模型》（Chomsky, 1956）。任何回溯性加冕都难免会有些武断，这已经屡见不鲜，但乔姆斯基在无线电工程师学会的演讲作为现代语言的标志性事件，绝对是名副其实。

　　三大新兴科学学科在同一天诞生于同一个房间里——不知道当时的听众中有多少人感觉到自己正在亲身经历一个如此有分量的历史事件。乔治·米勒就感觉到了，他后来对那次会议的描述（Miller,1979）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而赫伯特·西蒙在回顾这场会议的时候，其观点则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1969年出版的书中，他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非比寻常的时刻，并说道（Simon,1969,p.47）：“因而这两块理论［语言学和人工智能］在早期就有着亲切友好的关系。千真万确，因为它们都以同一种人类心灵观作为自己的观念基础。”线年，他就能看到双方的隔阂已经扩大到了怎样的地步。

　　在众多的科学家中，伟大的科学家少之又少，而在伟大的科学家中，能够发现一个全新领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毕竟还是有几个。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个，诺姆·乔姆斯基又是一个。在达尔文之前就有生物学——博物学、生理学、分类学等等——这些都被达尔文统合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生物学。无独有偶，在乔姆斯基之前就有语言学。作为当代科学领域的语言学，有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子学科，有交战不休的学派和自立门户的分支（比如人工智能中的计算语言学），还有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这样的子学科。语言学从各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成长而来，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先驱的语言探究者和语言理论家，从格林兄弟到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罗曼·雅各布森，可这一切都在一位先驱者——诺姆·乔姆斯基——率先实现的理论进展下，被统合成了一个富含内部联系的科学探究家族。

　　在1957年出版的小书《句法结构》中，他把自己之前一项雄心勃勃的理论探究的成果应用到了自然语言（如英语）上，这项理论探究是在设计空间中的另一个片区进行的：该片区是个逻辑空间，其中是能够生成和辨认所有可能语言之语句的所有可能算法。乔姆斯基的工作严格遵循图灵的探究路径，图灵的纯逻辑探究关注的是我们现在称作计算机的这种东西所具有的力量。乔姆斯基最终界定了一个关于语法类型或语言类型的阶序——乔姆斯基层级（Chomsky Hierarchy），所有学计算理论的学生至今仍能靠它初窥门径。他进而展示了这些语法如何能够同另一个阶序相互界定，后者由各种自动机或计算机类型构成——从“有限状态机”，到“下推自动机”和“线性有界机”，再到“图灵机”。

　　几年后，当乔姆斯基的研究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线时，它在哲学界掀起的冲击波令我记忆犹新。那是1960年，我在哈佛大学读大二，当时我问奎因教授，在那些批评他观点的人中，有谁的作品是我应该读的。（当时我自认为是冷酷无情、信念坚定的反奎因派，并且已经开始在为我的毕业论文拟定论点，而这论文当然是要攻击奎因的。所以凡是在观点上反对奎因的人，我都必须了解！）他当即建议我去读读诺姆·乔姆斯基的研究。当时哲学界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位作者，但他的名气很快就盖过了我们所有人。

　　语言哲学家们对他的研究反应不一。有些人爱，有些人恨。我们中间爱他研究的人，很快就清一色地搞起了转换、树状图、深层结构以及其他各类可以算作某种新形式主义的神秘玩意儿。在恨他研究的人中，有许多人谴责这是一种庸俗的科学主义，是一群带着科技范儿的焚琴煮鹤之徒在丁零咣啷地发起攻击，妄图破坏语言那优美动人、无法分析、无法形式化的精妙之处。在几所主要大学的外语系中，这股敌意简直势不可当。或许乔姆斯基可以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一名语言学教授，或许语言学可以在那里被列入人文学科，但乔姆斯基的研究是科学，而科学就是大写的敌人——每个实名认证的人文主义者都知道这一点。

　　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观点认为，科学家是美的谋杀者，而这一点似乎完美地体现在了诺姆·乔姆斯基、自动机理论家和无线电工程师身上。但一个天大的讽刺在于，乔姆斯基一直都在捍卫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似乎可以给人文主义者带来救赎。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看到的，乔姆斯基认为科学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当它遇到心灵的时候，就像是踢到了铁板。要把这件怪事辨个分明，一直都挺难的，即便对于那些能够处理当代语言学中的技术性细节和争议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这件怪事也确实令人讶异很久了。乔姆斯基抨击B.F.斯金纳《言语行为》（Skinner, 1957）的那篇评论（Chomsky, 1959）广为人知，是认知科学的奠基性文献之一。与此同时，乔姆斯基一直坚定不移地敌视人工智能，并且大胆地将他的一本主要著作命名为《笛卡儿语言学》（Chomsky, 1966）——仿佛是在认为笛卡儿的反唯物主义二元论就要卷土重来了。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反正不是达尔文那边。如果畏惧达尔文者想找一位本身就颇具科学渊源和科学影响力的勇者，乔姆斯基就是他们的不二之选。

　　我当然是慢慢才明白这一点的。1978年3月，我在塔夫茨大学操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讨论会，而哲学与心理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顺理成章地承担了主办方的职责。有一场小组讨论名义上是要谈人工智能的基础和前景，结果却变成了四位重量级理论家之间的口舌之争，宛如一场双打摔跤赛。诺姆·乔姆斯基和杰里·福多尔向人工智能发起攻击，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和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则挺身护之。

　　尚克当时正在研究用于理解自然语言的程序，两位批评者的火力集中在他的一个方案上，该方案旨在（在计算机中）对由某些细枝末节组成的杂乱无章的集合加以表征，这些细枝末节尽人皆知，而且也是人人在解码寻常言语行为时都要依靠的，而寻常语言行为往往是暗示性的、不完整的。乔姆斯基和福多尔对这项事业大为不屑，但他们发动攻击的根据却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渐渐起了变化，这是因为尚克在霸凌成风的院系里也是一把好手，他坚定地捍卫着自己的研究项目。他们一开始的攻击策略，是对准概念上的错误进行直截了当、“第一原理”式的谴责——尚克的研究不是竹篮打水，就是水中捞月——可最后乔姆斯基却做出惊人的让步：事实可能确如尚克所料，人类理解对话的能力（以及更一般意义上进行思考的能力）可以用成百上千个粗制滥造的小装置之间的互动来加以解释——但那就太跌份儿了，因为那会最终证明心理学并不“有趣”。在乔姆斯基的心目中，只有两种可能性是有趣的：我们最后可能发现心理学“就像物理学一样”——其规律性可以被解释为若干深刻、优雅、不可抗拒的法则造成的结果——或者，我们最后可能发现心理学全然没有法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或阐明心理学的唯一方法，就会是小说家的方法（假如真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比起罗杰·尚克，乔姆斯基肯定更喜欢简·奥斯汀）。

　　随后，讨论组成员和观众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马文·明斯基的一项观察将争论推向。“我想只有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教授才会对第三种‘有趣’的可能性如此习焉不察：我们到头来可能发现心理学就像工程学一样。”明斯基一语中的。用工程学方法来考察心灵问题，其前景中的某些东西正是一类特定的人文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跟讨厌唯物主义或讨厌科学无关。乔姆斯基本人就是一个科学家，而且想必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笛卡儿式”语言学走得并没有那么远！），但他不会跟工程学产生任何瓜葛。心灵若只是一个小器具或小器具的集合，总归有损于其尊严。心灵就算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奥秘，一个专供混乱栖身的秘所，也好过成为那种会把自己的秘密拱手交与工程学分析的实体！

　　虽然明斯基对乔姆斯基的观察当时打动了我，但我并未领会个中要旨。1980年，乔姆斯基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表了作为标靶文章（target article）的《规则与表征》（Chomsky, 1980），而我则是评论者之一。不管当时还是现在，争议的焦点都在于，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而说孩子会习得语言能力则是不恰当的。按照乔姆斯基的看法，语言结构大体上是以先天指定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孩子所做的不过是设定一些相对次要的“转换开关”，这些开关的作用在于把他变成一个讲英语而非讲汉语的人。

　　乔姆斯基说，孩子不是一种通用学习者——用纽厄尔和西蒙的说法就是“通用问题解决器”——不是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然后学习如何进行语言活动。与此不同，孩子先天具有说语言、理解语言的设备，他们只需要排除一定的（非常有限的）可能性，并且采纳一定的其他可能性。按照乔姆斯基的看法，这就为什么连“慢半拍的”孩子学起说话来也是毫不费力的。他们压根不是真的在学习，顶多就像鸟类学习振翅那样。语言，还有翅膀，只在注定会拥有它们的物种身上发育发展，而对于缺少相应的先天设备的物种来说，它们则是无从企及的东西。若干发展诱因会启动语言习得过程，随后若干环境条件会进行一些次要的修剪或塑形，孩子遇到的是哪门语言，母语就是什么。

　　这一主张受到了强烈，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离乔姆斯基较近，离他的反对者们则较远。（详见Jackendof,1993和Pinker,1994中为乔姆斯基立场所做的辩护。）为什么会有人呢？我在网络论坛上的评论——我在那里提出的是建设性的观察，而不是反对意见——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