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年前的突然离去为外界留下疑团。沉默近5年之际，这位72岁的江铃集团缔造者向《汽车商业评论》讲述他的传奇人生经历和独特经营理念

　　他并不隐藏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9年前，他从政府给他的奖励中拿出5万多元在香港买了一块劳力士手表；3年前他用在里挣的第一笔钱买了一辆宝马530i；他仍然热衷于每周跟朋友相约打高尔夫球；也喜欢偶尔在路上享受一把开快车的滋味......

　　自2003年6月6日突然被宣布退休，离开江铃汽车后，外界对他议论纷纷，他也一直保持沉默，和他宠爱的小女儿在北京一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这是一个被公认把江铃带出困境并创造奇迹的人，这是一个被合作伙伴尊称为“最优秀的企业家”的人，但这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所有这些吸引《汽车商业评论》，从他口中讲述自己的故事。

　　1936年5月1出生于杭州，1959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机部，主要从事拖拉机的科研开发和管理工作。5年后，因家庭关系，被下放到江西拖拉机厂从事设计工作，这一干又是5年，然后被下放到江西省太合县农机厂，干了10年。这期间，由他组织设计的小四轮拖拉机获得全省第一；由他组织设计的水稻联合收割机获得全国第一。

　　而他后来缔造江铃的奇迹至今广被传诵。他不但让这个累计亏损5600万元的江西省最大亏损企业走出泥淖，并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一手导演了江铃A、B股上市。他很欣慰的是，他离开江铃时交了一个好班：他把盈利情况非常好、资产状况非常优良、现金流非常好、负债率非常低，而且有10亿元现金存款的这么一个企业留给了后人。

　　2003年6月6日，政府宣布我退休，我的心是坦然的，因为事前征求我意见时，我表态完全同意，而且当时我已过了67周岁。正好西南的朋友约我打高尔夫。他们说：你现在退下来了，有时间了。这样，我在云、贵、川连续打了两周的高尔夫，回来后休息了两三天，收拾好东西，我就到了北京。

　　我先是住在亚运村的一栋公寓里，两室一厅。我先租了两个月，后来又续了两个月。这4个月中，我把女儿在京的入学问题解决了。然后就去看房子买房子。现在这套房子就是那时买下来的。2004年元旦前我搬了进来，现在已住了4年多。

　　我自己开车，我有两辆车：一辆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乔德曼送给我的红色林肯八缸跑车，但它实在太大了，有些过于招摇，就存放在车库里。

　　2005年我开始进入，当时上证指数已下跌至998点的历史低点。当我第一次在里赚了钱，我就买了这辆宝马530i。这辆车的主动转向系统我非常喜欢：低速时打满舵方向盘只需半圈多一点，在车库里调头非常方便；高速时它的灵敏度会下降一倍，但仍然很稳，大家都说宝马5系是专为开车人设计的，这没错。

　　我属鼠，今年是本命年。1959年我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汽车设计专业。毕业时，农机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刚成立，急需人。当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技司，主管拖拉机业务，与我学的汽车专业比较相近。

　　这一去就做了很多年。1964年年底，国家搞“四清”运动，由于我的家庭关系非常复杂，在此我不想详细讲述，涉及到我父亲的问题，我大哥的问题（大哥在第一大国有企业电力公司做高管），我被下放到江西拖拉机厂（以下简称江拖）。

　　文化大运动初期，我就被揪了出来。当时我是设计科组长，这个组很大，包括36个本科生，也是所谓臭老九集中的地方。由于我在技术上很出色，所以是技术核心的“黑干将”。那时工人阶级要夺权首先要夺设计权。设计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上，所以总工程师、总设计师被斗时，我总要站在旁边陪斗。

　　一个多月后，我就变成了促生产的骨干。原因是我表现不错，上面审批时，我属二类干部。所谓一类干部是好干部；二类干部是比较好的干部；三类干部是有严重问题，但不属于敌我矛盾；四类干部就是黑帮分子，是要被的。

　　实际上，我的表现一直都很不错：中学时是班长，大学时既是班长，又是学生分会主席，我个人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一句对国家对社会不满的话。至于家庭背景，我也早交代清楚了。这样一定性，后来我倒平安无事了。不管哪派掌了权，他们都要抓促生产，大概从7月开始我就在设计室里搞方案，成为江拖的技术设计骨干。尽管如此，期间，工厂生产仍然受到严重影响。

　　江西省革委会主任叫程世清，他是当时由山东调入江西省的“支左部队”的军政委，坚持极“左”路线年代，大量知识分子被下放。我也受到冲击，被下放到江西省太合县农机厂。跟我一起下放到这里的还有江西省其他企业的十几位工程技术人员。

　　这一下放就是10年，从1971年干到1980年。对我来说，下放倒是好事，太和县农机厂革委会主任是个老工人，他很重视技术。对我们这些技术员，他都一个一个地了解，了解清楚后他说：“孙敏这个人最有本事。”

　　时兴大组套小组，革委会下分为两个大组：组和生产组，组抓，生产组抓生产。生产组下面又分为技术组和计划组，我被任命为技术组组长。

　　最初，程世清让我们搞小四轮拖拉机。他不听汇报，搞现场比武，一年要比好几次。每逢春耕夏耕或夏收夏种时，圈好一地，让大家都参与，他站在旁边看，看谁干的活最漂亮。我设计的小四轮拖拉机在全省第一，这样我在太合县就小有名气了。

　　事件后，程世清也垮了。小四轮拖拉机因为是他搞的，所以不能再搞了。后来山东、河南等地方大量出现这种简易的小四轮拖拉机，就是仿我设计的原型。江西省不生产后，图纸都被流传了出去。

　　好在我是从部里下去的。我就对当时的革委会主任说：“请让我出趟差，到北京看看部里有什么课题可以做，我想做点事情。”

　　当时离毛主席号召我们2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剩下的年头已不多，农民最缺的是收割机械化。中国北方从苏联引进了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以收小麦，而南方收割水稻还是空白，国家也希望有所突破。

　　部里回答：“要做可以，但要联合几家企业，搞个联合课题组。”就这样定下了。课题组最后交给了农机研究院（现在的北沙滩一号），由收割机械设计室具体负责。

　　收割机械课题组很快成立。大概是1973年，还没结束，我们成立了南方水稻小型联合收割机歼灭战组。按照规定，课题组必须找工厂合作，而且要老工人当组长。课题组组长是太合县农机厂革委会主任赵木根，骨干是太和县农机厂的技术人员，成员分别来自江西省农机研究所、云南省农机研究所、广东省农机研究所等。

　　赵木根在会上明确交代，具体事情由我负责。他是老工人，技术问题不太懂。但他信任我，让我代表他领导。因此，我成了项目实际负责人。

　　很快就出了成果。我们开发出的东风十二型小型水稻联合收割机在全国有名。当时每年要组织一次全面农机现场会，大约在夏收夏种时。在两次全国农机现场会上，这个机型都获得第一名。

　　这个车型设计和调研用了近一年，试制用了半年时间。这当中出现的问题可多了。尽管日本有类似车型，但我们只是受到启发，并没有样机，因为我们跟日本的样式不一样。我们做的是卧式割台，日本是立式收割台。

　　这两种收割机原理相近：收割后进行输送，然后由脱粒滚筒脱出谷子，排出秆子，再利用脱离滚筒时的风系结构把杂质吹走，把谷子集中起来。

　　我们遇到的麻烦是：南方人口密集，往往缺柴火烧，稻秆是他们的燃料，所以他们要求稻杆保存完整。这跟北方截然不同，北方把小麦打下后全进滚筒，打碎的麦秆排放到田里就完了。因此南方收割机叫半喂入，北方联合收割机叫全喂入。

　　也许你不相信，联合收割机比汽车复杂多了。这么说吧，假如画一张汽车传动系统示意图，要用一张A1图纸的话，那么联合收割机的传动系统示意图起码要两个A1才能画出来，因为它有那么多动作需要完成，所以多年来一直都没解决。

　　做完联合收割机后我的名气就很大了，但《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上报道的人物不是我，是赵木根。

　　事情总有正本清源的时候。“”后，联合收割机获得全国科学大奖。谁是设计人？谁是主要负责人？查来查去都是孙敏。所以我很荣幸，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我坐在前排，聆听小平同志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著名的论断。

　　我们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那时就只设一个大奖。奖状归集体所有，目前还存在太合县农机厂。小平同志表示：我们这个代表的概念要比人代会和党代会代表的待遇要高，因此我们的伙食非常好。

　　会议结束时拍了张照片，写的是“华主席，叶、邓、李、汪接见全国科学大会代表”。整个参会人数有1000多人，有政府官员、地方科委主任和科学家。我最有印象的还是同志著名的两个论断。当时我们听了都很振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知识分子总算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下子从知识越多越变成了知识是生产力。那次会上小平同志提的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他再提时就变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不管怎么说，我从部里下放到江西省，从江西省下放到太和县，都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有时我也在想，要是再来一次运动的话，我可能还得下放到人民公社去。

　　我有个特点，一方面怕设计出错，一方面希望能改进设计，所以做完设计后我一定会去跟工人们一起试制。我还帮他们设计过二类工装。所谓二类工装就是为试制做的工艺装备，也称简易工装，它能保证设计质量，只不过效率较低，不能用于大量生产。所以我跟工人们的关系都很好。包括在江拖，我被定为二类干部，也是因为上面去调查，工人们都说：孙敏是个好同志。

　　那时候，真是铆着劲干，每天基本上工作16个小时，始终是一心扑在科技上。由于我在科技工作方面的成就，1980年代初我是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科技干部。

　　1980年，江西省调我到机械设计院当室主任，我开始接触汽车。当时全国有很多名义上的汽车厂，实际上大多数没得到国家承认。这种背景下，饶斌提出要联合重组。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没问题，但方法肯定有问题——如果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肯定行不通。

　　实际上，推进的效果也不太理想。全国也成立了几大汽车联合公司，其中就有南京汽车联营公司（以下简称南联公司），你们采访的江华、李代胜、李阿夫，就是那个时候的领导。

　　江西省被划归到南联公司的“五省一市”中。那时江西省的农业已经包产到户，但工业还很模糊，汽车行业需要重新规划，首先要解决的是能否得到国家承认。在主管工业的副省长直接领导下，江西省成立了负责汽车规划的调研组，我任组长。

　　调研前，我先把省内各个汽车厂，包括汽车零部件厂看了个遍，还到国内主要汽车厂进行调研。另一方面，我还跟中汽总公司和南联公司取得联系，跟他们交流沟通。当时中汽总公司总经理是李钢，总工程师是陈祖涛，我跟陈祖涛接触得较多。

　　南联这边我主要跟李阿夫、张羡增接触。我跟张羡增还有一段渊源。张已经90多岁了，堪称汽车设计界元老。我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选的是重型汽车课题组，张当时是一机部汽车研究所的汽车科科长，也是我毕业设计的直接指导老师。

　　我毕业实习是在南汽，当时重型汽车还没基地，南京没决定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想竞争这个基地，争取国家立项和投资。国家急需重型汽车是为了解决拉矿问题。那时我国用的25吨矿车，都是苏联进口的嘎斯525，国内还不能生产。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不愿意提供给我们，我们也没条件从别的国家进口。就这样我和张羡增认识了。后来他在南联公司当总工程师。

　　1982年底，江西省下决心解决江西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江汽）的问题，当年年底成立了工作组。1983年1月1日工作组进驻江汽，接管江汽权力。我作为工作组成员进入江。